上亿烟民的问题领导一拍脑袋就定了 地球知识局

　　在苏联老电影里，经常能看到男主角们点上一支烟与朋友交谈，吞云吐雾之间无比惬意，展现男性“魅力

　　吸烟能够在苏联电影里如此大张旗鼓地出现，和苏联烟草市场的发达有关。苏联的烟草市场基础非常广大，从莫斯科的教授到远东布里亚特人妇女，都有抽烟的习惯。甚至在苏联时代，还有过官方推广的鼓励烟草消费广告。以至于很多人都听说过苏联史上最严的禁酒令，却没有人听说过苏联的禁烟令。

　　这位在保守主义者眼中离经叛道的大帝为了让俄国全面赶上发达的西欧，决心从生活习惯开始改变俄国人，一切都要向西方看齐。大帝要求大学生必须穿上欧洲西服，刮干净胡子，喝咖啡，以及吸烟——那是西方国家100多年前从新大陆发现的新鲜玩意，还没有大规模征服东方的俄国人，是在大帝的政治推广下才得以普及的。

　　相比之下，东正教会对烟草的态度要消极很多。他们主张吸烟者喷出的是魔鬼的烟雾，对思想纯洁非常不利，是要大力禁绝的对象。其实这不过是因为他们对新生事物不太接受，这些神职人员对伏特加可是非常纵容的。

　　但他们的反对也起到了一些效果。整个沙俄时代，上层人士往往在皇室的支持和教会的反对中摇摆不定，一直到了19世纪末，吸烟的习惯才开始在俄国各地流行。

　　吸烟的重灾区是兵营，长期坚守在东西欧前线的士兵们生活苦闷，领导又不允许喝酒误事，只能靠抽烟排遣寂寞。由于烟斗使用不方便，他们还发明了最早的烟卷，用报纸卷成一根圆锥形的桶装上烟草蹲在战壕里享受片刻。这种烟卷被称为“山羊腿”，很快在俄国下层工农中流行开来。

　　虽然烟草对身心健康的损害没有毒品大，但它对健康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影响士兵持久战斗力和农民劳作的积极性。因此到了沙俄末期，尼古拉二世就已经对烟草产生反感了，他斥责烟草是“一种毒药，一种让人上瘾的东西”。

　　当时也已经有一些科学研究揭示了烟草和消化道癌症与心跳过速等病症的联系，学者们进一步怀疑，吸烟会让精神萎靡、心脏衰竭、消化系统紊乱。在科学的支持下，反烟草的精神被布尔什维克们继承了。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多次提到希望能禁止烟草在苏俄的使用。他的想法得到了苏俄卫生部长尼古拉·塞马什科（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ма́шко）的坚定支持交通工具图片及介绍。此人是苏联最早的卫生长官，一手缔造了苏俄/苏联前期的卫生系统，本人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在俄国医学界一言九鼎。

　　在两位大佬的影响下，苏联卫生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禁烟宣传，试图减少人民对烟草的依赖。

　　但是，来自烟草利益相关者的阻碍非常大。卫生部门一边张贴劝阻吸烟的广告，烟草公司一边利用电影、广播等更具穿透力的媒体手段植入鼓励吸烟的广告，而卫生部门并没能发动宣传主管部门帮忙。烟草公司的利益说服甚至让列宁本人的发言都被无视了。

　　双方竞争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注意力，可想而知卫生部门的宣传效果无法战胜利益相关方。在苏联民间，烟民还是很多。

　　而随着列宁同志去世、塞马什科离职，宣传攻势降温，烟民还变多了。在40年代初的战争期间，全苏联的吸烟问题愈发严重。为了排遣战争期间的焦虑，苏联男烟民日均吸烟18支，女烟民日均吸烟14.7支，差不多是全民每天一包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远东地区，当地的布里亚特人是苏联所有民族中吸烟比例最高的，甚至高达80%的妇女有吸烟的习惯。不知道是不是游牧生活太无聊，骑着马点根烟能多少让生活好过一些。

　　不过在这一时期，能拿到优质卷烟的主要还是士兵和上层人士，民间的吸烟条件并不好，源自沙俄时代的“山羊腿”仍然大行其道。这种烟没有滤嘴，不仅口味比较苦，而且入肺的有害杂质也比较多，显然是不利于国民健康的。

　　所以到了战后，苏联官方开始了对带滤嘴的卷烟的推广。数据显示，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苏联的总烟草产品产量增加了69%，而且产品逐渐正规化，“山羊腿”减少了24.3%，带滤嘴的卷烟则增加了205%。

　　政府不反对，甚至在1976年开始十五计划期间对烟草生产和消费推出了政策鼓励，烟民的数量当然也与日俱增，而且逐渐呈现出女性化和低龄化的特征。

　　1980年，全苏联20~29岁之间的男青年里有60.4%都是烟民，同时学历越低，成为烟民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女性也不遑多让，有16.8%是烟民，唯一的女性烟民洼地是信仰教的中亚部分，女性吸烟的比例不到0.1%。而在像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甚至还有3.5%的10~15岁青少年沾染了吸烟的恶习。

　　这让苏联成为了世界第四大烟草制品消费国，每年消费4000亿支左右的卷烟。巨大的国内消费力成为了很好的税基来源。从70年代开始，苏联就提高了卷烟的税率，烟草的价格水涨船高，但因为涨得慢，并没有引发烟民们的反抗，逐渐成为了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候再指望从政策层面大规模禁烟就显得更不现实了。

　　卫生部门总是对烟草最深恶痛绝的。尽管经历了20年代失败的禁烟活动，但苏联卫生部门仍然长期监控着全国烟民的健康状况，随时准备拿出有力的数据给烟草行业致命一击。

　　1966年到1972年之间，苏联卫生部门监控到了全国每十万人的冠心病死亡人数有了明显的增长，这样的异常增长只能用吸烟比例过高来解释。而对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各族人的肺癌死亡率调查显示，爱吸烟的俄族人死亡率分别是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的7倍和10倍。

　　同时，相比烟草消费受到控制的欧洲国家，苏联男子在70岁之前死于烟草相关病症的可能性高出一倍。这都是公共卫生系统的负担，也影响到了国家预期寿命，是件有损制度优越性展示的坏事。

　　几乎在同时代，苏联也启动了禁烟行动。但是在禁烟和公共卫生损害之间，真的有必然的联系吗？

　　烟草是世界上种植范围最大的经济作物之一，即使在贫瘠的山地也能成功存活。但这种植物对气候非常挑剔，烟草苗只能在24~27℃的环境中才能发芽，高寒高热地带都不适合烟草种植。因而在纬度较高的苏联，烟草是一种和粮食在南方争夺生存空间的作物。

　　随着苏联人口增多，以及集体农场导致的作物产量波动，烟草就变成了危险的作物。要稳住粮食产量，就只能砍烟草产量。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的烟草原料已经有20%来自邻国保加利亚，15%来自古巴和越南兄弟。这是一笔巨大的贸易逆差，对于经济体系千疮百孔的晚期苏联来说，已经变成了财政负担。

　　这时候，苏联才拿出决心进行了一系列新的禁烟宣传，禁止了所有在交通工具和电视上的香烟广告。在像索契这样的度假疗养胜地，苏联的禁烟措施是最严格的，通过地方立法完全禁止了香烟的销售。

　　决策层当然也很清楚，只靠宣传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人民的吸烟需求。所以苏联专家在保加利亚与当地专家合作研发了一种胞嘧啶药物，用于对烟民的戒烟补偿。这种药物的戒烟成本比传统的尼古丁贴片低得多，只需要3~4周就可以心理戒烟，花费只在几美元。

　　从当时到现在，东欧已经有超过700万人接受了这种药物的干预治疗，效果也很不错。目前也有西欧公司在与保加利亚药企合作，试图帮助其通过欧盟和美国的药物测试，正式面向全球推出，真是一笔苏联留下的科学遗产。

　　1990年，首都莫斯科的烟草也供应不上了，人们只能在黑市购买价格20卢布（当时的工人月薪才240卢布）的外国烟。烟卷匮乏已经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万般无奈的苏联只能向腐朽的资本主义求助，向著名卷烟万宝路的母公司菲利普莫里斯下了200亿支卷烟的订单，限期第二年年底完成。